斯大林逝世后中共领导人认定的国际革命领袖是谁

　　从天安门下来后，毛泽东急需了却的一桩心事，就是访苏。1947、1948年，毛泽东两度准备访问莫斯科，第二次甚至还专门买了皮鞋和呢大衣，但两次都被苏方婉拒。这当然令毛泽东不快，因为在中央领导同志当中，只有他没有去过莫斯科、没有见过斯大林。

　　1949年11月，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再次表达访苏的愿望。此前的1月底，米高扬受斯大林的委派秘密来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7月，刘少奇访苏。这三个行动为毛泽东的出访作了充分铺垫。

　　对于苏联、对于斯大林，毛泽东的认知和感受绝不是愉快的，但他抑制了自己的情绪。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搬到北京香山后，苏联代表科瓦廖夫随之而来。对于这个只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的二流人物，毛泽东给予了特别尊重，不但把自己批转的文件和电报给他看，还于7月1日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介绍中国情况，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科瓦廖夫似乎反应冷淡，不但对文件、电报等“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倾谈也没有引起他的什么反应，甚至当毛泽东“问到他个人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要帮助”时，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对科瓦廖夫这样的小人物都能降尊纡贵，对斯大林就更不能怠慢。随他一起到达苏联的，有山东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和大梨子（各5000斤），有湘绣、景德镇陶瓷、龙井茶、祈门红茶、江西的竹笋、福建的漆器，杭州的纺织品和刺绣等无数中国名产。

　　然而，当毛泽东冒着严寒来到莫斯科后，巨量的礼品和谦恭的态度似未赢得斯大林的热情，他根本不提毛泽东想要的中苏条约问题。直到次年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双方才开始就《中苏友好互助条约》进行商谈。这里有不同文化的背景因素。比如当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美国的亚洲政策”演讲后，斯大林提出中苏蒙三国都发表官方声明来驳斥艾奇逊，毛泽东却采用了他习惯的那种嬉笑怒骂的方式，起草了以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

　　可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也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让莫洛托夫把他两人找去，严厉指责中国没有按照三国协议发表官方声明。原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极其注重形式，认为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了。这下激怒了毛泽东，甚至取消了邀请斯大林前往中国大使馆做客的安排。”⑼而更重要的，则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缺乏了解和尊重，担心毛泽东会走铁托式的道路。但毛泽东明白，在老大哥面前他不可能像在党内、国内那样一言九鼎，有气也得忍。

　　胡乔木后来说：“毛泽东主席到了苏联，斯大林迟迟不肯见他……毛泽东主席访苏回来，中央要毛泽东主席谈谈情况，毛泽东主席不愿意谈，请恩来同志谈。这次访苏对毛泽东主席刺激很大。”

　　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时，中央领导宴请米高扬一行。米高扬善饮，他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一口气就灌下大半杯，中共领导人中善饮的周恩来也不能与之相比。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不大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端上来的是刚从滹沱河里捕上来的鱼，苏联翻译又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客人们才下筷。毛泽东记下了此事，年底访苏时，交代下面：“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可以想象，当他在寒冷的莫斯科受到冷遇时，心中的情绪是多么的翻腾起伏。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耿耿于怀：“在精神上有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其形象使人自觉渺小。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踱方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他比我矮，画家定要把他画高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高多重是物质问题。苏联画家画我们两人坐像，他在抽烟，我手里拿一本书，表示向他学习。”⑿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之后，毛泽东虽然在政治上维护斯大林遗产，反对丢掉这把“刀子”，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种解放感，萌生了一种“以苏为鉴”、在苏联模式之外探索中国道路的欲望。

　　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因为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个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⒀1958年“超英赶美”的背后动力是“超苏”。

　　毛泽东从未与斯大林平起平坐，也不会在斯大林生前说“中国应比苏联强”这类话。但斯大林死了，他的后继者赫鲁晓夫很快又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因此可以在苏联人面前挥洒自如。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按照预先提交的发言稿进行发言，只有毛泽东例外；所有发言者都走到主席台前站着讲话，也只有毛泽东例外。按照毛泽东讲话的中文记录稿，他当时解释这是因为他‘在几年前得了一次脑贫血症’，‘站起来讲话有些不方便’。”

　　因为是口头讲演，中方没有提供翻译稿，俄方翻译未能清楚地表达毛泽东的意思，因此在毛泽东用他习惯的“对立面的斗争”来谈苏共内部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等人的斗争时，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另外像“东风压倒西风”、“蛇无头而不行”、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等说法都引起与会者的不满和不安。“他不曾想到，第一次赴莫斯科尽管印象不佳，结果两党关系却日趋好转；第二次赴莫斯科尽管心情愉快，紧接着而来的，却是两党两国关系的渐趋恶化。”

　　如果说1949年访苏是学生拜访老师，1957年11月的访苏则似乎是老师教训学生。不管毛泽东当时的潇洒态度和中国式表达是如何不符合西方风格和外交程式，但总算在苏联人面前出了一口气。赫鲁晓夫远没有斯大林的权威和手腕，对中国、对毛泽东的态度要比斯大林友好得多，这固然是因为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需要中国、需要毛泽东的支持，也与其反个人崇拜的政治理念相关。但中国同志却把对斯大林的怨气部分地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可以设想，如果不是49年遭遇斯大林的冷淡，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也许会谦逊一些，中苏关系或许可能有不同的发展。

　　这当然不全然是情绪问题。杨奎松指出：“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出现了某种优越感。”⒂吴江更具体地说：“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上两个大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而力图超过之。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固然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独创家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同时也表现出了毛泽东‘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雄心。因此，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也应当首先在中国实现。毛泽东之所以不顾一切满怀信心地发动‘大跃进’运动，说到底，也与他的这种雄心壮志有关。”

　　只是在大跃进病态初露的1958年底，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才又谦虚起来：“整个中国要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十二年，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人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好。”⒄1959年冬，毛泽东还专门到杭州读苏联人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对斯大林都有不平之气的毛泽东不会长期以苏联为先生，大跃进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始终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始终在保卫着斯大林遗产，所以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其实比苏联先进。毛泽东很快发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运动。从“一边倒”、“以苏为鉴”到“反修防修”，谦虚只是毛泽东对苏联态度的一个短暂阶段。